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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西方不在乎
在惡鄰居的旁邊的我們、似乎也不在乎
彷彿是一群只要有飼料餵食、就什麼都不在乎的豬群
註定成為人家口中的肥肉
轉載來源
http://rosaceae.ti-da.net/e2122974.html
原文出處
http://entertainment.timesonline.co.uk/tol/arts_and_entertainment/books/book_extracts/article3821251.ece
獨裁者回來了，而西方不在乎
台灣懸鉤子2008/04/29
這篇文章是昨日《週日泰晤士報》上緊接著穆加比與中國太子黨從事軍火買賣新聞之後的專論。我跟朋友們早就注意到中國在非洲援助獨裁者的現象，一向理解為中國為了爭取原物料而不遺餘力，可是這篇文章卻就近十年的歷史發展與國際法的角度，對此現象加以分析，原來還有一個更大的森林，也許我們沒有看到。
From The Sunday Times
April 27, 2008
The dictators are back ... and we don’t care
獨裁者回來了，而我們不在乎
1990年代共產主義倒台，全球化興起，西方相信民主制度已經贏了。錯得多離譜，羅伯特‧卡崗（Robert Kagan）這樣說，這位是新保守主義學者與約翰麥凱恩的外交政策顧問。他警告，就在俄國與中國的獨裁制度重申自己是世界強權之時，自由的力量正在節節敗退。
最近幾年，就在俄國與中國的獨裁政體興起，而激進伊斯蘭主義者開始了他們的奮鬥時，自由世界則為了小事與大事而分裂、分心。偉大的民主國家彼此爭吵、推擠，爭奪著道德的高度，辯論著國際法的原則，吵著硬性力量與柔性力量的相對優點，並且無止境地評論著對方在道德與品格上的缺失。
這些爭論，在一個想像中國際充滿和諧的年代?，是可以負擔得起的奢侈品，卻不是世界真正進入的麻煩年代該有的東西。歷史已經回來了，而自由世界必須選擇是否要塑造歷史，還是要讓他人幫他們塑造。
在1990年代早期，樂觀是可以理解的現象。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體?，許多人都相信，國家沒有選擇，只能走上自由化的道路，首先在經濟上自由化，然後再在政治上開放，如果這些國家想要競爭與生存下去的話。他們的公民會尋求財富、安逸，放棄原始的熱情、對於榮耀與光榮的追尋、以及已經在歷史上製造出許多衝突的部落式仇恨。在理念的戰爭之中，自由主義已經獲勝。就像法蘭西斯‧福山的名言：「在歷史的盡頭，意識型態上沒有什麼可以跟自由民主競爭。」
然而，世界所目睹的，並不是一個大變革，卻只是國家與民族無止境的競爭之中的短暫休止符。民族主義，並沒有被全球化的過程給削弱，已經復仇似地回來了。更進一步，不斷增加的國家財富，與獨裁制度，已經證明彼此可以相容。獨裁者會學習、會調整。俄國與中國的獨裁制度已經找到如何允許經濟上開放，同時壓抑政治活動的方法。他們看到忙著賺錢的人不會把鼻子伸進政治之中，特別是假如他們知道鼻子會被切下來的話。
俄國的大多數人民似乎對獨裁統治感到很滿意。不像1990年代的混亂民主制度，目前的政府至少正在創造不斷提高的生活水準。普廷總統努力解除冷戰後期羞辱式的條款，回復俄國的偉大，是很受到歡迎的。他的政治顧問相信「對蘇聯的解體作出報復，將讓我們保有權力。」
中國人也從蘇聯那?學習。當自由世界等待著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回到不可避免的、民主自由的現代化之路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則開始鞏固其專政的基礎。中國政治系統的敏銳觀察者看到，中國的領導班子在處理問題時的能力以及決心，再加上一個只要經濟持續成長，就會接受獨裁統治的子民。
長遠來看，不斷增加的財富也許會創造政治上的自由，但長遠是多久？會久到失去策略與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嗎？就好像一個老笑話所說的，德國從十九世紀晚期就開始從事經濟現代化的過程，而在短短六十年?，變成一個羽翼豐滿的民主國家。問題在於其中的年頭?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世界等待著變化，而在此同時，世界大國?的兩個國家，俄國與中國，共有超過十五億人口，第二與第三大的軍隊，其政府卻致力於獨裁統治，並且可能有辦法在我們所可見到的未來?，繼續掌握政權。
這個現象將在未來，影響廣泛地塑造國際的系統。在未來，世界不會進行冷戰時期一樣的理念之戰。但新的時代，也不會是一個「普世價值」的時代，而會是一個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緊張愈深、而偶有衝突的時代。
過去十年來，西方相信，只要中國與俄國的領導人物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他們就不會再相信任何事了。他們會變成實際派，沒有任何意識型態與信仰，只單純追求他們自己與國家的利益。但是中國與俄國的領導人，就像過去的獨裁者一樣，確實有一套指導他們處理國內與外交事務的信念。
他們相信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有許多美德，瞧不起民主制度的弱點。他們相信他們龐大而紛亂的國家需要秩序與穩定才能追求財富。他們相信，民主制度的搖擺與混亂將會讓他們變得更窮，導致國家毀滅，而在俄國的例子中，已然如此。他們相信在國內的強勢統治對他們的國家是必要的，如果他們想要國家強大，受到世界的尊敬，並擁有保衛與促進國家利益的能力。
因此，中國與俄國的領導階層不只是獨裁者而已。他們確實相信獨裁制度。提供秩序、提供經濟成長、造成國家團結、並且領導國家走上國際上呼風喚雨、廣受尊敬、擁有權勢的地位，他們相信他們正在服務其人民。就目前看起來，他們所統治的人民，不論在中國或俄國，是否不同意這種看法，並不清楚。
雖然他們愈來愈有錢、影響力愈來愈大，然而二十一世紀的獨裁國家在世界上卻屬於少數。冷戰後的風景，從獨裁的北京與莫斯科看起來，與從民主的華府、倫敦、柏林與布魯賽爾看起來，非常不同。
1990年代，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在海地與巴拿馬推翻了獨裁政府，並且跟塞爾維亞的米洛塞維奇進行了兩次的戰爭。國際上的非政府組織，受到西方政府的資助，在中歐、東歐、與中亞，訓練了反對黨，支持民主改革。在公元兩千年，受到國際金援的反對勢力，終於扳倒了米洛塞維奇。同一年?，他被送到海牙，五年後，他死於獄中。
從2003到2005年，西方民主國家與眾多非政府組織，提供給親西方與親民主的政黨與政治人物，財務與組織上的幫忙，讓他們可以在喬治亞、吉爾吉斯、烏克蘭與黎巴嫩推翻獨裁者。
歐洲人與美國人在這些革命?看到了人類註定要走上自由民主的政治演化的自然發展。北京與莫斯科的領導人所看到的，卻是政治地理學上，西方金援、受到CIA所鼓勵的政變，將會進一步有益於美國與其歐洲盟友的霸權。
在烏克蘭與喬治亞所發生的革命，進一步毒化了俄國與西方的關係，並且說服克里姆林宮，要完成其外交政策上的大轉彎。
普廷害怕，烏克蘭與喬治亞的例子，將會在俄國內部重覆。這兩個例子也說服了他，使他在2006年開始控制、限制、並在某些例子?關閉了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活動。他的耽憂也許是很荒謬，或甚至很笨的，但並不是錯置的。在後冷戰時期，勝利的自由主義，努力想擴展其勝利，建立起一個國際的原則，就是「國際社會」有權利介入主權國家的事務，假如該國罔顧、壓抑其人民的權利的話。
國際非政府組織干涉了他國內政：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監督各種選舉，還加以評分；國際法的專家談論著如何修改國際法，好將新穎的觀念如「保護的責任」與「自動放棄主權」納入其中。在理論上，這些新發明適用於每個國家。實際上，它們主要提供自由國家干涉不自由國家的權利。
這已經變成國際系統中最主要的分岐點。長達三個世紀，在條文?反對干涉他國內政的國際法，一直傾向於保護獨裁政府。現在自由世界正處於移除這些保護的過程之中，而同時，獨裁者匆忙想保護國家主權不容侵犯的原則。
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對於中國與俄國而言，是比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更加使他們困擾的轉捩點。兩國都反對北約組織的介入，不僅只是因為中國的大使館被美國軍機擊中，俄國遙遠的斯拉夫小表弟塞爾維亞，正在遭受北約的攻擊。
俄國當時威脅要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任何軍事行動時，北約組織乾脆不顧聯合國，自行授權採取行動，如此一來取消了俄國在國際間少數可以發揮影響力的工具。多年以後，普廷仍然堅持西方國家應該「忘掉其對國際法的蔑視」，並且不應試圖「以北約組織或歐盟來取代聯合國」。
就法律的層面而言，俄國人與中國人都有堅強的基礎。同時，權威人物如亨利‧季辛吉則警告，「國家主權觀念的突然廢棄」將會造成一個沒有國際法律秩序的世界。當然，美國對這些聲音都不怎麼注意－－它在其國家的歷史中，已經干涉並且推翻了主權國家的政府，約有十幾次之多。但即使是後現代的歐洲，也把法律上的禮節放在一邊，假如它認為如此一來可以保護更高道德的利益的話。
------------------------------------------------------------------------
國際法與自由道德之間的衝突，是自由民主國家尚未有辦法巧妙處理的問題。就像中國官員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所問，也在後來繼續問的：「美國政府有什麼權利‧‧‧這麼張狂地干涉中國內政？」
對啊，究竟是什麼權利？只有自由的信念才允許這樣的權利：相信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有政府不可侵犯、不可分割的權利；而政府的權力與其正當性的來源，乃是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政府並且有義務保護他們的公民之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
對於所有共享這種自由信念的人，外交政策、甚至可以保護這種原則的戰爭，如科索沃，都可以是正確的，即使國際法說它們是錯的。但對於中國人、俄國人與其他沒有這種世界觀的人，美國與其民主同盟，成功把他們的觀點強加在他人的身上，不是因為他們是對的，而是因為他們權力太大，所以可以這樣做。對於非自由主義者而言，國際的自由秩序不是一種進步，而是壓迫。
這已經不只是理論上的爭議，或者國際法的禮儀問題。它所牽涉的是政府的基本正當性問題，對於獨裁者而言，這是攸關生死的大事。中國的統治者尚未忘記的是，如果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自由民主國家可以得其所欲的話，他們可能會丟官、被關甚至更糟。
美國與歐洲的決策者常常說他們想要俄國與中國融入國際自由秩序中，但對這種說法，不意外的是，俄國與中國領導人都不怎麼買賬。獨裁者可能進入國際自由秩序，而不臣服於自由主義的力量嗎？
害怕其答案，獨裁國家往後退卻，並且有些成果。他們不但不接受國家主權減少、國際法對獨裁者保護降低的新原則，俄國與中國還正在努力推動自己的國際秩序：強調國家主權的重要性，並且保護獨裁國家免於外國干涉。
俄國與中國需要把這個世界變成一個對獨裁者來說更加安全的地方。當然，他們正在成功當中。他們也許不再積極外銷其意識形態，可是他們卻可以並且提供獨裁者另一個安身的管道，假如自由民主國家對這些國家的政府懷有敵意的話。
中國人提供非洲與亞洲的獨裁者，無所禁忌的援助，削弱了「國際社會」對這些政府施加的改革壓力－－而實質上通常意謂著政權的改朝換代－－如緬甸與辛巴威。俄國的「主權民主」模式，在中亞的獨裁者之間亦極有吸引力。
事實上，一種全球的競爭已經在進行。根據俄國的外交部長的說法，「許多年來首度，在不同的價值系統與發展模示中，一個真正充滿競爭的環境正在理念的市場上成形了」。而從俄國的觀點看來，好消息就是「西方正在失去全球化過程的專斷權」。
這種競爭並不太是冷戰的重播。但值得思考的是，如果烏克蘭與喬治亞的民主運動失敗，或者被強力鎮壓，而這兩個國家變成親俄國的獨裁國家的話，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歐洲會變成什麼樣子。值得考慮的是，如果中國使用武力，瀸滅了台灣的民主系統，並且扶植一個對它友善的獨裁政府，對於東亞會有什麼效果。
也許不會導致戰爭，但國際間在民主與獨裁政府之間的競爭，在未來有可能會繼續升高。未來的國際新秩序將會由那些擁有力量與集體意志的團體來塑造。問題在於，世界的自由民主國家是否會再度迎向這個挑戰。
上述內容摘自羅伯特‧卡崗所著《歷史重返、夢想終結》（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將於週四由大西洋書屋（Atlantic Books）出版。
在惡鄰居的旁邊的我們、似乎也不在乎
彷彿是一群只要有飼料餵食、就什麼都不在乎的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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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osaceae.ti-da.net/e21229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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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tertainment.timesonline.co.uk/tol/arts_and_entertainment/books/book_extracts/article3821251.ece
獨裁者回來了，而西方不在乎
台灣懸鉤子2008/04/29
這篇文章是昨日《週日泰晤士報》上緊接著穆加比與中國太子黨從事軍火買賣新聞之後的專論。我跟朋友們早就注意到中國在非洲援助獨裁者的現象，一向理解為中國為了爭取原物料而不遺餘力，可是這篇文章卻就近十年的歷史發展與國際法的角度，對此現象加以分析，原來還有一個更大的森林，也許我們沒有看到。
From The Sunday Times
April 27, 2008
The dictators are back ... and we don’t care
獨裁者回來了，而我們不在乎
1990年代共產主義倒台，全球化興起，西方相信民主制度已經贏了。錯得多離譜，羅伯特‧卡崗（Robert Kagan）這樣說，這位是新保守主義學者與約翰麥凱恩的外交政策顧問。他警告，就在俄國與中國的獨裁制度重申自己是世界強權之時，自由的力量正在節節敗退。
最近幾年，就在俄國與中國的獨裁政體興起，而激進伊斯蘭主義者開始了他們的奮鬥時，自由世界則為了小事與大事而分裂、分心。偉大的民主國家彼此爭吵、推擠，爭奪著道德的高度，辯論著國際法的原則，吵著硬性力量與柔性力量的相對優點，並且無止境地評論著對方在道德與品格上的缺失。
這些爭論，在一個想像中國際充滿和諧的年代?，是可以負擔得起的奢侈品，卻不是世界真正進入的麻煩年代該有的東西。歷史已經回來了，而自由世界必須選擇是否要塑造歷史，還是要讓他人幫他們塑造。
在1990年代早期，樂觀是可以理解的現象。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體?，許多人都相信，國家沒有選擇，只能走上自由化的道路，首先在經濟上自由化，然後再在政治上開放，如果這些國家想要競爭與生存下去的話。他們的公民會尋求財富、安逸，放棄原始的熱情、對於榮耀與光榮的追尋、以及已經在歷史上製造出許多衝突的部落式仇恨。在理念的戰爭之中，自由主義已經獲勝。就像法蘭西斯‧福山的名言：「在歷史的盡頭，意識型態上沒有什麼可以跟自由民主競爭。」
然而，世界所目睹的，並不是一個大變革，卻只是國家與民族無止境的競爭之中的短暫休止符。民族主義，並沒有被全球化的過程給削弱，已經復仇似地回來了。更進一步，不斷增加的國家財富，與獨裁制度，已經證明彼此可以相容。獨裁者會學習、會調整。俄國與中國的獨裁制度已經找到如何允許經濟上開放，同時壓抑政治活動的方法。他們看到忙著賺錢的人不會把鼻子伸進政治之中，特別是假如他們知道鼻子會被切下來的話。
俄國的大多數人民似乎對獨裁統治感到很滿意。不像1990年代的混亂民主制度，目前的政府至少正在創造不斷提高的生活水準。普廷總統努力解除冷戰後期羞辱式的條款，回復俄國的偉大，是很受到歡迎的。他的政治顧問相信「對蘇聯的解體作出報復，將讓我們保有權力。」
中國人也從蘇聯那?學習。當自由世界等待著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回到不可避免的、民主自由的現代化之路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則開始鞏固其專政的基礎。中國政治系統的敏銳觀察者看到，中國的領導班子在處理問題時的能力以及決心，再加上一個只要經濟持續成長，就會接受獨裁統治的子民。
長遠來看，不斷增加的財富也許會創造政治上的自由，但長遠是多久？會久到失去策略與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嗎？就好像一個老笑話所說的，德國從十九世紀晚期就開始從事經濟現代化的過程，而在短短六十年?，變成一個羽翼豐滿的民主國家。問題在於其中的年頭?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世界等待著變化，而在此同時，世界大國?的兩個國家，俄國與中國，共有超過十五億人口，第二與第三大的軍隊，其政府卻致力於獨裁統治，並且可能有辦法在我們所可見到的未來?，繼續掌握政權。
這個現象將在未來，影響廣泛地塑造國際的系統。在未來，世界不會進行冷戰時期一樣的理念之戰。但新的時代，也不會是一個「普世價值」的時代，而會是一個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緊張愈深、而偶有衝突的時代。
過去十年來，西方相信，只要中國與俄國的領導人物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他們就不會再相信任何事了。他們會變成實際派，沒有任何意識型態與信仰，只單純追求他們自己與國家的利益。但是中國與俄國的領導人，就像過去的獨裁者一樣，確實有一套指導他們處理國內與外交事務的信念。
他們相信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有許多美德，瞧不起民主制度的弱點。他們相信他們龐大而紛亂的國家需要秩序與穩定才能追求財富。他們相信，民主制度的搖擺與混亂將會讓他們變得更窮，導致國家毀滅，而在俄國的例子中，已然如此。他們相信在國內的強勢統治對他們的國家是必要的，如果他們想要國家強大，受到世界的尊敬，並擁有保衛與促進國家利益的能力。
因此，中國與俄國的領導階層不只是獨裁者而已。他們確實相信獨裁制度。提供秩序、提供經濟成長、造成國家團結、並且領導國家走上國際上呼風喚雨、廣受尊敬、擁有權勢的地位，他們相信他們正在服務其人民。就目前看起來，他們所統治的人民，不論在中國或俄國，是否不同意這種看法，並不清楚。
雖然他們愈來愈有錢、影響力愈來愈大，然而二十一世紀的獨裁國家在世界上卻屬於少數。冷戰後的風景，從獨裁的北京與莫斯科看起來，與從民主的華府、倫敦、柏林與布魯賽爾看起來，非常不同。
1990年代，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在海地與巴拿馬推翻了獨裁政府，並且跟塞爾維亞的米洛塞維奇進行了兩次的戰爭。國際上的非政府組織，受到西方政府的資助，在中歐、東歐、與中亞，訓練了反對黨，支持民主改革。在公元兩千年，受到國際金援的反對勢力，終於扳倒了米洛塞維奇。同一年?，他被送到海牙，五年後，他死於獄中。
從2003到2005年，西方民主國家與眾多非政府組織，提供給親西方與親民主的政黨與政治人物，財務與組織上的幫忙，讓他們可以在喬治亞、吉爾吉斯、烏克蘭與黎巴嫩推翻獨裁者。
歐洲人與美國人在這些革命?看到了人類註定要走上自由民主的政治演化的自然發展。北京與莫斯科的領導人所看到的，卻是政治地理學上，西方金援、受到CIA所鼓勵的政變，將會進一步有益於美國與其歐洲盟友的霸權。
在烏克蘭與喬治亞所發生的革命，進一步毒化了俄國與西方的關係，並且說服克里姆林宮，要完成其外交政策上的大轉彎。
普廷害怕，烏克蘭與喬治亞的例子，將會在俄國內部重覆。這兩個例子也說服了他，使他在2006年開始控制、限制、並在某些例子?關閉了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活動。他的耽憂也許是很荒謬，或甚至很笨的，但並不是錯置的。在後冷戰時期，勝利的自由主義，努力想擴展其勝利，建立起一個國際的原則，就是「國際社會」有權利介入主權國家的事務，假如該國罔顧、壓抑其人民的權利的話。
國際非政府組織干涉了他國內政：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監督各種選舉，還加以評分；國際法的專家談論著如何修改國際法，好將新穎的觀念如「保護的責任」與「自動放棄主權」納入其中。在理論上，這些新發明適用於每個國家。實際上，它們主要提供自由國家干涉不自由國家的權利。
這已經變成國際系統中最主要的分岐點。長達三個世紀，在條文?反對干涉他國內政的國際法，一直傾向於保護獨裁政府。現在自由世界正處於移除這些保護的過程之中，而同時，獨裁者匆忙想保護國家主權不容侵犯的原則。
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對於中國與俄國而言，是比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更加使他們困擾的轉捩點。兩國都反對北約組織的介入，不僅只是因為中國的大使館被美國軍機擊中，俄國遙遠的斯拉夫小表弟塞爾維亞，正在遭受北約的攻擊。
俄國當時威脅要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任何軍事行動時，北約組織乾脆不顧聯合國，自行授權採取行動，如此一來取消了俄國在國際間少數可以發揮影響力的工具。多年以後，普廷仍然堅持西方國家應該「忘掉其對國際法的蔑視」，並且不應試圖「以北約組織或歐盟來取代聯合國」。
就法律的層面而言，俄國人與中國人都有堅強的基礎。同時，權威人物如亨利‧季辛吉則警告，「國家主權觀念的突然廢棄」將會造成一個沒有國際法律秩序的世界。當然，美國對這些聲音都不怎麼注意－－它在其國家的歷史中，已經干涉並且推翻了主權國家的政府，約有十幾次之多。但即使是後現代的歐洲，也把法律上的禮節放在一邊，假如它認為如此一來可以保護更高道德的利益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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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與自由道德之間的衝突，是自由民主國家尚未有辦法巧妙處理的問題。就像中國官員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所問，也在後來繼續問的：「美國政府有什麼權利‧‧‧這麼張狂地干涉中國內政？」
對啊，究竟是什麼權利？只有自由的信念才允許這樣的權利：相信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有政府不可侵犯、不可分割的權利；而政府的權力與其正當性的來源，乃是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政府並且有義務保護他們的公民之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
對於所有共享這種自由信念的人，外交政策、甚至可以保護這種原則的戰爭，如科索沃，都可以是正確的，即使國際法說它們是錯的。但對於中國人、俄國人與其他沒有這種世界觀的人，美國與其民主同盟，成功把他們的觀點強加在他人的身上，不是因為他們是對的，而是因為他們權力太大，所以可以這樣做。對於非自由主義者而言，國際的自由秩序不是一種進步，而是壓迫。
這已經不只是理論上的爭議，或者國際法的禮儀問題。它所牽涉的是政府的基本正當性問題，對於獨裁者而言，這是攸關生死的大事。中國的統治者尚未忘記的是，如果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自由民主國家可以得其所欲的話，他們可能會丟官、被關甚至更糟。
美國與歐洲的決策者常常說他們想要俄國與中國融入國際自由秩序中，但對這種說法，不意外的是，俄國與中國領導人都不怎麼買賬。獨裁者可能進入國際自由秩序，而不臣服於自由主義的力量嗎？
害怕其答案，獨裁國家往後退卻，並且有些成果。他們不但不接受國家主權減少、國際法對獨裁者保護降低的新原則，俄國與中國還正在努力推動自己的國際秩序：強調國家主權的重要性，並且保護獨裁國家免於外國干涉。
俄國與中國需要把這個世界變成一個對獨裁者來說更加安全的地方。當然，他們正在成功當中。他們也許不再積極外銷其意識形態，可是他們卻可以並且提供獨裁者另一個安身的管道，假如自由民主國家對這些國家的政府懷有敵意的話。
中國人提供非洲與亞洲的獨裁者，無所禁忌的援助，削弱了「國際社會」對這些政府施加的改革壓力－－而實質上通常意謂著政權的改朝換代－－如緬甸與辛巴威。俄國的「主權民主」模式，在中亞的獨裁者之間亦極有吸引力。
事實上，一種全球的競爭已經在進行。根據俄國的外交部長的說法，「許多年來首度，在不同的價值系統與發展模示中，一個真正充滿競爭的環境正在理念的市場上成形了」。而從俄國的觀點看來，好消息就是「西方正在失去全球化過程的專斷權」。
這種競爭並不太是冷戰的重播。但值得思考的是，如果烏克蘭與喬治亞的民主運動失敗，或者被強力鎮壓，而這兩個國家變成親俄國的獨裁國家的話，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歐洲會變成什麼樣子。值得考慮的是，如果中國使用武力，瀸滅了台灣的民主系統，並且扶植一個對它友善的獨裁政府，對於東亞會有什麼效果。
也許不會導致戰爭，但國際間在民主與獨裁政府之間的競爭，在未來有可能會繼續升高。未來的國際新秩序將會由那些擁有力量與集體意志的團體來塑造。問題在於，世界的自由民主國家是否會再度迎向這個挑戰。
上述內容摘自羅伯特‧卡崗所著《歷史重返、夢想終結》（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將於週四由大西洋書屋（Atlantic Book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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